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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環境與保健的執行
  日本統治初期,台灣所有衛生經費概由台灣總督府府庫支出,1898年﹝明治31年﹞施行地方稅制,始畫定由各縣市為其經理的單位。1902年﹝明治35年﹞起,分台灣為三地方經費區,各地方所屬的衛生經費,如公醫費、傳染病預防費、水井、水溝、污水清除費、屠宰檢查費、衛生品檢查費、自來水費等,皆由地方稅收支應,而有關傳染病的預防費,倘若因地方財源不足,才由總督府府庫補助。
  在公共衛生方面,1908年﹝明治41年﹞起,除了以各廳為單位負責外,並籌措款項改建市場、屠宰場、水溝、公共鑿井、簡易自來水、水井墓地、火葬場、避病舍、貧民住宅改建等各種改良建設,或資助臨時污物掃除費及傳染病預防費的開支。
  日本政府為了改善台北市的環境衛生,於1898年﹝明治31年﹞聘請英人柏特為衛生工程顧問,仿新加坡的開渠式設計,處理污水問題;1906年﹝明治39年﹞,為改善城內及萬華環境衛生,開始設置暗渠下水道。自1938年﹝昭和13年﹞至1941年﹝昭和16年﹞,為改善台北市人口稠密地區的污水及雨水排洩,曾進行下水道的調查,並據此擬定了改善的計劃。
  自來水的興建工程,始自1907年﹝明治40年﹞,於2年後完成。1914年﹝大正3年﹞,因人口增加而擴建部分工程後又增設抽水機、電動機、濾過池等。1928年﹝昭和3年﹞,再以4年的工程添設引導大屯山之水,經士林、圓山而至台北,以擴大水源,而於1932年﹝昭和7年﹞完成。
  公立醫療機構,大部分設置在台北,比較有名的是帝國大學醫學部附屬病院﹝1895年﹞、總督府立醫療院﹝1895年﹞、松山的療養院﹝1915年﹞、新莊的樂生院﹝1929年﹞、松山的養神院﹝1932年﹞均是。
教育與風俗的改進
  1895年﹝明治28年﹞日本人武力佔據台灣後,為實行殖民統治,必須立即著手日本化教育的推展。最早設立研究日語傳授事宜的是在芝山岩﹝1896年﹞。於是有「國語傳習所」和「國語學校」的設立。
  1898年﹝明治31年﹞,日本政府公布台灣公學令,確立台灣人民初等教育的基礎。而在此之前,對於來台的日本人子弟,已在前一年﹝1897年﹞設立學校,讓他們接受小學與中等教育,顯然對台灣人民實行差別的教育。
  其後,在台灣陸續辦有中等學校、職業學校、師範學校與高等學校。日本政府在台灣辦理的高等教育,先設醫學院,然後再由醫而農、工業、再而由經濟展開,從事南方資料的蒐集,以配合國策的需要。這些高等教育,幾乎全為日本人所獨佔,台灣子弟受到高等教育,則遭受日本政府嚴格的限制。
  在社會教育上,有改良台灣舊習及推行日台同化為目的的社會教育運動,如天然足會﹝1900年﹞、台灣同化會﹝1914年﹞,以及移風易俗的矯風會、俗德會等組織。
  在台北的社教團體,初期有台北廳風俗改良會、艋舺同風會、大稻埕同風會。到了1923年﹝大正12年﹞,台北州的同風會共有51所,會員有14萬人左右。後來﹝1931年﹞同風會等組織撤銷,而有台北州教化聯合會的成立。這些團體,已大致上革除了原來傳統社會的風尚,使台北市民擁有日本人所追求的「國民」素質。
日常生活的規制化
  除了新式街貌、交通建設、環境保健以及教育風俗的改革外,尚有日常生活的規制化。最顯明的是時間運用的標準化。在日治時期,大部分農民的生活雖沒什麼改變,但由於近代化政府機構、工商業及教育的發展,任職於公、教、工、商的市民生活開始改變,更明確地說,時間運用日益精華化,定時、定期上班工作變成了作息習慣,一般說,每日工作8至10小時左右,實施「時的紀念日」,推廣格林威治時間。
  其次是衣著的規格要求。如工廠、工人、公家機構員工、學校均各有制服。社會上部分上流人士與女性,在正式場合,穿著西裝、洋裝、旗袍或和服。另外,為了使各地在使用的度量衡器不一統造成的紛爭減低,於1901年﹝明治34年﹞開始實施「度量衡條例」,並規定於1906年﹝明治39年﹞4月起,關於度量衡的製作、修理及批發都歸官營。從此雖然斤兩制仍流行於民間,量器卻有了一定的規格,十進位制也因官方的使用而開始通行。不但在度量時,不必再使用特別的器具,買賣雙方都有了保障,輸出貨品時,也因有了共同規格而更為快速、便利。
轉變後的東洋都市風格
  日治初期,台北的社會秩序並不穩定,當時的經濟也不開發,傳染病到處猖獗,自然災害非常的嚴重。及台北市區改正後,現代性的文化運動與社會運動才剛剛發展出來。到了日治中期,台北的社會秩序才日趨穩定,經濟的開發也日亦生效,於是醫療衛生獲得改善。鑑於都市機能日漸複雜,日本政府便規劃60萬人口的都市藍圖。後來農產品更為增加,生產力大為提高,消費量也同時增進,台北市民的態度乃逐漸改變,願意採取各種新的生活方式。從這些明顯的轉變中,也可以看出,在日本政府的主導下,大台北市的社會風格已從原來傳統的中國社會形態,改變成東洋風格的現代化都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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