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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至兩宋經濟社會史

 

一、隋唐至兩宋經濟史

 

1、隋唐時期經濟

    隋朝建立後,絲路經濟迅速發展,華北地區的農業經濟達到前所未有的鼎盛,隋末唐初的戰爭使得黃河中下游流域遭受創傷,大量的田地荒蕪,隋朝於(619)滅亡後,於唐高祖武德七年(624)統一全國的唐朝開始恢復經濟生產,經過100餘年的比較穩定的發展到唐玄宗開元年間已經恢復隋文帝仁壽年間的經濟發展水平並且有所超過。但是唐玄宗天寶十四年,爆發安史之亂,其後七年零二個月的戰亂,使得黃河中下游地區遭受巨大破壞。而南方地區因為受戰亂的破壞相對來說輕微,所以南方經濟趕上,這個時期可以說是中國古代經濟重心完全向南轉移的開始。同時,「……江南八道和四川,由於沒有大規模戰事和其他因素影響,在農業、手工業生產方面不斷發展。」江南農業出現了有系統的農業技術書,如《四時纂要》,農具的改造、肥料、品種、農葯的改造和進步等。

    中唐時期南方的經濟地位,亦可見於文人記述,如韓愈的《十九送陸歙州詩序》說「當今賦出於天下,江南居十九」。《新唐書·卷一百七十八》載「德輿建言:『江、淮田一善熟,則旁資數道,故天下大計,仰於東南。……』」唐憲宗也不得不承認:「軍國費用,取資江淮。」

﹝資料來源:維基百科,中國經濟史https://zh.wikipedia.org/zh-tw/中國經濟史﹞

 

2、宋朝時期經濟

    均田制自武周末年開始瓦解,自中唐之後的歷代王朝都沒有正式立過任何新興的田制。當時北宋已在五代十國時期各國經濟文化逐步發展和提高的基礎上擁有不同形形色色的工商業,其中有些還是與海外諸國進行貿易,通商城市包括泉州明州廣州等。這種通商貿易到南宋時更加頻繁,直到蒙元完全控制全國後朝廷先後實行總計四次海禁政策後,對外貿易日漸趨於萎縮,到明代建立時已完全停止。

    宋史·列傳第九十六》雲「國家根本,仰給東南」。中國古代經濟重心南移成熟於北宋中期,之後因為靖康之難而重建的宋朝,史稱南宋,建都臨安。在政治中心轉移的同時,期間大量中原人民為避難大量南遷,南宋朝廷「努力安定他們的生活,藉以恢復和發展農業生產……。構成為華南勞動全產的生力大軍……此外還有許多小商人和手工業者」[1]對外貿易方面,南宋朝廷在泉州、廣州和明州設對外貿易港口。南宋市舶司的最高收入因此比北宋最多時高出四倍余,成南宋朝廷收入的二十分之一。此時期的特徵是除了過往南方經濟不斷發展,其政治中心亦已轉往南方,亦成為經濟核心。

﹝資料來源:維基百科,中國經濟史https://zh.wikipedia.org/zh-tw/中國經濟史﹞

 

二、隋唐至兩宋社會史

 

1、唐朝社會

    唐代社會,雖然世族的勢力被削減,但仍然不是一個平等的社會。《唐律》中也明訂,人分為「良」「賤」兩大類,賤民只能與賤民結婚;地主殺害部曲最多求刑一年,而部曲殺害地主必處斬。雖然科舉制度實行,但由於世族的生活條件較為優渥,其子弟的文化修養也就跟著較高,不論是否參加科舉,進入仕途都不是非常困難;唐代宰相出身世族者也就不在少數。唐代進士選拔,另有一些社會公評的含義,防弊措施並不嚴格,常有考生向主考官請託,自我吹噓的情形,但當時人並不視為舞弊,所以錄取進士的,有許多是權門子弟;而才氣縱橫的杜甫,兩次考試都落榜。

    唐朝時,北方的山東郡姓,保持很高的社會地位,太宗曾令高士廉氏族志,希望根據政治上的地位來評等,結果成效不彰,不過隨著科舉制度的實施,使得世家大族不易保持門第地位。牛李黨爭便是為了科舉制度存廢而起的黨爭,但已不能阻止平民的崛起,加上印刷術的問世,書籍流通便利,私人講學普遍,門第更加無法壟斷知識。唐朝中期與五代這段時期的連年動亂,讓北方士族基業遭受空前的破壞,到北宋時便已凋零,此後的中國領袖,不再是傳承不替的門第,而是經由「富不過三代」,從科舉制度出身的士紳。

    唐代是「胡風」盛行的時代。所謂「胡風」,特指流行於唐朝社會各階層的種種並非漢民族原有的社會風習而言,其中主要有當時從北方遊牧民族西域等地傳來的風俗,也有由五胡十六國時期南下的遊牧民族遺留的社會風俗,諸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形成了唐朝胡風盛行的局面。如「胡樂」、「胡服」、「胡食」等在長安城是極其盛行的。西域外族服飾文化對唐朝服飾影響巨大。隋唐時期的北方地區有胡漢雙軌制度,日常庸服為鮮卑胡服,莊重祭祀場合改用傳統漢服唐服)。唐代婦女的地位較高,在服飾中也有體現。貴族及宮廷女子多為半裸胸的寬鬆羅裙。裙腰系得較高,在腰腋之間。歌女服飾染色醒目絢麗,貴族染色富麗高雅。按領子款式分為圓領、翻領、方領、斜領、直領和雞心領等。隋文帝開創穿黃龍袍的習禮,唐高祖武德年間令臣民不得僭服黃色,黃袍成為皇室專用之服。

﹝資料來源:維基百科,唐朝https://zh.wikipedia.org/zh-tw/唐朝﹞

 

2、宋朝社會

    由於晚唐五代時期門閥士族已經沒落,科舉考試制度到宋代真正得到廣泛應用,對社會真正產生重大影響。科舉制度使大量過去貧寒的讀書人一躍成為士大夫階級,使政府與社會有了緊密的聯繫,也打開平民入仕為官的管道。透過科舉入仕的知識階級在宋朝時已在政治、經濟、法律、文化各方面取得全面優勢地位,在法律上也擁有許多特權,因而社會大眾以中舉任官做為讀書的首要目標,社會也就衍生出「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風尚。儒家的忠孝節義觀念,透過社會、鄉約族規家禮等各種方式深入民間,推廣於全社會。中國自宋代以後也得以構成一個比唐代遠為普及的文化社會族群。而基層知識分子,構成基層鄉紳,並成為村鎮百姓與官府的橋樑。他們指導公共工程、支援學校與書院、編纂地方地誌、參加地方祭典、糾集賑災工作、招募地方自衛武力、提供村鎮行為規範。兩宋時期,透過科舉孕育而成的士大夫階級,是一個同時擁有政治權力、經濟優勢、學術文化素養的新興族群。優勢條件的結合促使這個時代成為中國有史以來最為普遍發達的時代。因此,總體而言,到了宋朝,經濟上除了一些皇親國戚、富商大賈外,社會已無明顯的階級之分。

    宋朝的城鎮商品經濟特別發達。北宋末期有四十六個十萬口以上的城市。包括開封洛陽臨安杭州)、大名、應天(今商丘)、鎮江平江蘇州)、江陵(今荊州)、廣州成都福州潭州(今長沙)、泉州等。北宋首都東京開封府人口達到百萬以上,店鋪多達六千四百餘家。宋朝打破坊市分區的制度,商店可以任意開設,還出現夜市曉市。南宋行在臨安府(今浙江省杭州市)人口在1274年達到125萬,城內極其繁華,時人稱為東南第一州。就連南宋滅亡後,馬可·波羅依然稱杭州為「天城」。

    瓦舍是重要的庶民遊樂場所,內有勾欄,專供大眾娛樂。東京的瓦舍見於《東京夢華錄》的就有十座。臨安的瓦舍見於《武林舊事》的有廿三座。瓦舍的演出內容呈現商業化、專業化、通俗化、大眾化的新趨勢。演出的內容主要包括說唱戲劇雜技武術等。其形式多樣,深受大眾的好評。而在農村,宗族制度成為維繫社會的主因。廿世紀之前,中國的政權只向下延伸到縣衙,其下完全通過「鄉保」與「族長」進行管理。在理學的教化下與士人的影響下,官方辦理社會救助;透過理學薰陶,商人階級出資辦理社會救助。救助內容除了辦書院、訂鄉約以激勵品德外,還普遍辦理義莊,以救貧恤孤,資助教育;辦社倉,以備荒歉 ;辦保甲,以補地方之武裝而保民。這種由士人自發的救助工作,成為自南宋以降中國社會安定的重大因素。在宋代之前,官方的社會救助活動多屬臨時性質;宋代開始,各州縣普遍設立各種社會救助的永久性機構。族長通過訂立鄉約鄉規來保持社會的秩序。地方紳士通過辦學、救濟事業、修橋鋪路等手段造福鄉里。

    會社企業、集會集市以及行業協會組織頗為發達。例如,吳自牧夢粱錄》記錄了文化、藝術、宗教、娛樂、食品餐飲、商業、製作、服務等各行業各種社會團行,諸如踏弩社、蹴鞠社、打球社、賭錢社、靈寶會、茶湯會、花團、菜行、魚行、酒行、食飯行、布行、銷金行、香水行、腰帶作、油作、木作、竹作、香燭作、裱褙作、裝鑾作、裁縫作等各種企業,以及鬥寶會、米市、肉市、藥市、花市、珠子市等各種集會集市。各種行業協會、商會十分活躍。公共慈善事業,有米場、柴場、藥局、養濟坊、安濟局、慈幼局、居養院等機構,由官府舉辦或平民捐助,用以救助遇災或貧病幼老無告之人家。政府和民間靡不認慈善事業為公共事業之最要者,其風實自宋啟之。

﹝資料來源:維基百科,宋朝https://zh.wikipedia.org/zh-hk/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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