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歷史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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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具古風的台北府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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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傳統到現代的蛻變
壓不扁的民族情懷
市民自治時代的來臨
國際化都會區的展望
文化的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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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壓不扁的民族情懷
  日治時期社會運動的健將之一蔡培火,在「我島與我們」一文中說:「台灣是帝國的台灣,同時也是我們台灣人的台灣。我們現在可以在自由範圍內,為了準備將來真正的生活,使我們的智力能夠如上述那樣銳敏起來,並且充實我們的體力加以鍛鍊。如此決非步軍國主義末流,而是為了完成我們的本分應有的覺悟。」蔡培火等人處在日本政府高壓統治之下,內心總是無奈的。只能在自由範圍內從事社會活動,但是,最終目的卻是要完成自己的覺悟,而不是步軍國主義的末流。只是早在十九世紀中期以後(道光年間),台灣即遭受到列強一連串武力的進犯,早已經面對幾次外來武裝力量的挑戰了。

(一)武裝抗日運動的破滅
  當十九世紀世界民族主義運動勃興,逐漸從歐洲傳佈到亞洲之際,中國尚是一個貌似威嚴的大帝國。不過,到了十九世紀中葉(道光年間),當列強紛紛向中國侵略時,台灣也成為列強爭奪的對象。從一八四0年代起,歷經鴉片戰爭(一八四0 年)、英法聯軍(一八五七年)與中法戰爭(一八八四年)三個戰役,台北地區都直接的受到戰爭的波及。甚至在中法戰爭中,法國人還包圍淡水、基隆外海,並且登陸基隆,整個台北都告震動。這些戰役對於台灣的命運來說,還只是受到列強的部分傷害罷了。然而,到了甲午戰爭(一八九四年)爆發,情況就完全改變了,為了割台事件,台灣內部受到強烈的激盪,而有一時脫離中國和日本統治的行動,這即是「台灣民主國」的誕生。
  眼看著馬關條約割讓台灣已成定局,台灣人民在失望之餘,突然又告振作起來,認為可以用自己的力量來保衛疆土。一八九五年(光緒二十一年)五月,台灣人民公推唐景崧為台灣民主國大總統。唐景崧是當時的台灣巡撫,先正式宣佈獨立,並刻「台灣民主國」金印,建元「永清」,藍地黃虎旗為國旗。以進士丘逢甲任團練使,富豪林維源為議會議長。五月二十六日,團練使丘逢甲率領台灣地方士紳十多人,到巡 撫衙門向唐景崧呈遞總統金印,唐景崧當時表示願與台灣共存亡。
  不料,在唐景崧就任台灣民主國的第四天,日軍就在澳底(貢寮鄉鹽寮)登陸了。稍後,基隆也告失守。唐景崧聽到前線傳來的報告,知道大勢已去,無法再維持台灣的殘局,就丟下「台灣民主國總統」的金印,逃回廈門,緊接著丘逢甲和林維源也倉皇的逃離台灣。總計台灣民主國從唐景崧的就任總統到政府高級官員的全部逃離,僅僅是十三天。一個政權生命如此短暫,實在令人嘆息!
  當台灣民主國失敗之後,前仆後繼的武裝抗日行動,仍然連年不斷,根據統計,自一八九五年(光緒二十一年)日本領台後到一九一五年(大正四年)約二十年間,較具規模的武裝抗日事件達二十起之多。然而,這些武裝抗日運動,大都以恢復舊制的農民暴動為目標。於是在被日本統治者以「匪徒」行徑起訴時,逐漸為一般人民所拋棄了。
  對於殖民地的統治,日本政府自有一套特別的設計。除了台灣總督府享有絕對的統治權力之外,還推動國民基礎教育,期望逐漸改變台灣人民的思想和態度。這便是日本殖民政府軟硬兼施的策略。
  日本領台的第二年,一八九六年(明治二十九年),日本國會通過第六三號的法律,授權台灣總督,准其「不經敕准,公布命令律令,以代替法律。」這就是所謂「六三法」。據此,台灣總督在台灣握有行政、司法、軍事、立法...的絕對權力。「六三法」成為日本統治台灣的大法,其後在名稱上雖有幾次的改變,但殖民統治的本質並沒有什麼改變。
  日本治台初期,因各地此起彼落的武裝抗日行動還在持續著,日本總督雖採取武力鎮壓抗日遊擊隊的行動,但尚佈署其統治機構,建立開發基礎,並且設法「安撫」居民,對台人原有的風俗宗教習慣,採放任態度。這一時期的台灣總督中,以兒玉源太郎任內(一八九八年至一九0六年)起用後藤新平任民政長官,對殖民發展最具成果。
  在後藤新平的推動下,總督兒玉源太郎任內,已完成土地、林野、戶口的調查,以及度量衡、貨幣的統一。此外,對於郵政、電信、航運、港灣、鐵路、道路等地正加緊進行擴充。在產業方面,特將製糖提昇為近代化的工業生產,並且振興水力發電事業。甚至台灣的財政,到了一九0四年(明治三十七年)以後,也開始可以自立更生。總之,在後藤新平任期階段,奠定了日本在台灣的殖民統治基礎。
  不過,日治時期公學校是以教育兒童,學習國民的性格,以及教授日本國語,留意德育、體育,並授與生活必須之普通知識與技能為宗旨。但據統計,一九一六年(大正五年),在台日本人學童就學初年級普通教育已達97,72%,而台灣人民的學童就學率僅為14.45%而已。必要等到一九四三年(昭和十八年)日本全面實施國民義務教育後,才有機會與日本學童獲得相等的待遇。
  即使是國民學校教育,日本政府就隱藏著如此大的不平等待遇,擴展到中等學校教育更是嚴重,所以連日本學者矢內原忠雄也要打抱不平的說道:「台灣之教育,由日本政府作某種程度的普及,使其近代化,尤其是教育機關系統之整備,雖是事實,但其特徵,卻歸於由在台日本人獨佔高等教育,從而獨佔政治的、經濟的以及社會的地位。」

(二)二元都市的建立
  日本殖民統治在台灣表現的差別待遇,也反映在台北市的發展上,使台北市成為台灣人和日本人互相分離約二元都市。雖然這一現象的形成,也有歷史與地理的背景存在,但最重要的還是日本人差別待遇所造成的。
  一八九五年(明治二十八年),日本人佔領台北後,台北城內成為統治中心,清代舊有的官衙以及官有地,為其佔有,便利日本人在城內的發展。大批的官吏、軍人,以及一些商人,遂以城內為中心,向城外四周地區擴散,逐漸形成一個日本人毗鄰而居的大區域。一九二0年(昭和五年)後,日本人更向街町以外的地區擴張。日本人與台灣人在空間上形成隔離的現象。這種台日住民的分離,在日本人差別待遇下,使得兩個不同種族群的街町發展,產生了實質的差異。
  就市政建設而言,台北的都市計劃是以日本人的區域為優先設計的,早期重心擺在城內,一切的排水設施、衛生改善,都以此為著眼點。現代的設施,如新式醫院的設立、電燈的裝置、文教機構之設立等等,大都以增進日本人的利益為先,而設在日本人區。台灣人的區域則不予修整,天雨泥濘、天晴灰塵,多有不便。對於十萬餘人的大稻埕竟無公園,供電設施不善,是很明顯的差別待遇。
  就台北商業金融而言,其中心有二,一是台北火車站前的街町是日本人區,一是大稻埕永樂町附近,為台灣人區。比較之下,前者有勸業銀行、三井物產公司等大規模公司和眾多批發商。後者則多為傳統性的商業活動,少有現代化的大企業組織。
  但就工業的分佈區觀察,主要在台灣人街區內,大稻埕的周緣地帶,以鐵工業為主,大稻埕市街內以食品工業為多,艋舺南邊一帶以化學工業為主。
  在上述的經濟活動下,台灣人地區,尤其是大稻埕,成為一個住宅、商工業混合區,日本人除城內北邊一些街町有住宅商業混合情形外,大部份皆以住宅區為主。
  台北街市的發展,是日本人統治一個縮影。一方面擴大日本人的生活空間,另一方面在日本人住區用心建設,此外,則以法令限制台灣人平等的競爭。大稻埕的發展也與城內有了上下之分。台北外表看來壯觀繁榮,實際情形則不然。

(三)社會運動的展開
  原來台灣人民與日本政府是處於敵對狀態,到了二十世紀初年,才有少數的知識分子留學日本,這一現象,到歐戰末期(一九一八年間)才有改變,留日的學生逐年增加,形成一種新興的勢力。
  台灣自主的社會運動團體,最早成立的是同化會,這是中台灣人上流社會,在思想上領導台灣知識分子的一項行動。在一九一九年(大正八年)底,台中縣清水的漢學家蔡惠如,及霧峰林家的林獻堂,聯絡了當時在日本東京留學的台籍知識青年,開始組織團體,經過幾次調整之後,終於成立「新民會」。糾集會員一百多人,舉林獻堂為會長,從事民族自決的政治運動。其中以台灣議會請願運動聲勢最為浩大。
  台灣議會請願運動是台灣民族運動與政治運動的開路先鋒。繼之而起的「台灣文化協會」則是以台北市為中心的台灣諸多運動的大本營。台灣文化協會於一九二一年(大正十年)十月,在台北大稻埕靜修女學校舉行創立總會。林獻堂任總理,詩人林幼春為協理。成立時有會員一千餘人,大多數為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還有一部分工人,農民和其他勞動群眾。文化協會的出現,代表台灣人民族意識覺醒和文化重建的開始。
  文化協會的活動與議會請願運動引起日政當局的不安,眼看臺灣民氣日張,因此日本當局也發動一些親日派的台籍士紳,出來抵制文化協會與議會請願。如辜顯榮等出面組織的「公益會」(一九二三年)與「有力者大會」(一九二四年)。林獻堂等人則召開「無力者大會」以示對抗之意。
  由於世界性社會主義思潮的不斷衝擊,文化協會的活動中,出現了一批激進的左傾青年,而導致內部路線的爭執。一九二七年(昭和二年)左派掌控了文化協會的主導權,採取激進的農工階級運動。林獻堂、蔣渭水和蔡培火等文化協會原領導人物,退出文化協會,另組新的政治團體,經過一些波折後,最後組成「台灣民眾黨」。
  台灣民眾黨於一九二七年(昭和二年)七月成立,提出「確定民主政治,建設合理的經濟組織,改除不合理的社會制度的主張。這是台灣歷史上首度出現的具有現代性質的政黨。在領導人蔣渭水的主導下,臺灣民眾黨初期的運動路線是兼顧民族運動與階級運動的精神。民眾黨成立後,陸續在全台各地設立十五個支部,黨員遍布全台。
  文化協會分裂的前後,台灣社會的左傾勢力崛起,各種農工運動勃興,除了「新文協」之外,其他的左傾團體,也紛紛出現。如「台灣農民組合」(一九二五年),「臺灣共產黨」(一九二八年),「台灣工友總聯盟」(一九二八年)等。
  當臺灣社會運動造成諸多派系與團體的擾攘紛亂時,最後都在日本帝國主義的高壓下消失了。一九二九年(昭和四年)以後,日本對於農工社會運動開始採取高壓手段。是年二月出動警察特務,全台大搜捕農民組合幹部及工會、台共人員,約千人被捕。一九三一年(昭和六年)六月,又發動對台共的大搜捕,台共組織嚴重受挫,活動被迫轉入地下。「民眾黨」也在一九二一年二月,正在舉行第四次全體黨員代表大會並通過「以農工階段為中心的民族運動」的新綱領時,遭 日政當局明令解散,數人被捕。而「台灣工友總聯盟」與「台灣地方自治聯盟」也在式微中落幕。
  隨著日本的積極侵華(一九二一年的九一八事變),中日戰爭的爆發(一九三七年的七七事變),日本治台政策進入所謂「皇民化時期」。日本派來的台灣總督,自一九三七年(昭和十三年)起又恢復為軍人總督。台灣總督為配合日本侵華行動,展開「皇民化運動」,臺灣的本土文化遭受歧視,臺灣人民的宗教信仰也備受抑制。在一切都邁向「日本化」的戰時體制下,台灣人民沒有反抗的權利,只有默默地承受日政當局的安排,暫時壓抑著民族情懷的伸展,以等待著變局的來臨。
◎想一想,做一做
1、抗日運動何以由初期的武力對抗轉為後期的以法力爭?與日本總督府的治台政策是否有關?
2、日本治台後期,展開「皇民化運動」,是在何種國際背景下的產物?台灣的政黨組織面對這樣的國際形勢有何因應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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