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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市民自治時代的來臨
  一九四五年(民國三十四年)八月,美國兩顆原子彈先後在日本的廣島和長崎上空爆炸。六天後(八月十五日),日本政府接受聯合國波茨坦宣言,結束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也為日本在台灣的五十年殖民統治劃下了休止符。
是年,十月二十五日,中國奉派台灣行政長官陳儀擔任台灣地區的受降代表,在台北接受日本最後一任總督的投降,台灣正式光復。

(一)政治波盪下的台北政情
  台灣光復,來台接收的中國大陸官員,面對著在大戰中慘遭轟炸過後的台灣,生產停頓,物價飛漲,住屋及其他設施嚴重缺乏的一些困苦現象,則頗感沈重負擔。於是,在接收之初,形成行政部門掌有碩大無比權力的現象。台灣行政長官公署,是一個有別於中國大陸各省的制度,專為臺灣統治而設計的特別機構,權力集行政、立法、司法及軍事大權於一身。
  由於政府接管台灣後,公營事業的無限擴大,遠超過日治時期的獨佔事業,在加上米糧短缺,經濟凋敝,並造成嚴重的失業問題,於是臺灣人民與軍政人員產生了無比的落差,這種心理反應在一年四個月後的突發事件,而爆發「二二八事變」。
  一九四七年(民國三十六年)二月二十七日的傍晚,專賣局台北分局的查緝員,在延平北路查緝私煙,與女煙販爭執,引起旁觀民眾的攻擊。次日,市民情緒激動,群眾擁至長官公署前請願,其後事件由台北逐漸擴大至全台。當三月五日事態已驅平靜,卻因三月八日以後國軍廿一師的開抵臺灣,展開大規模彈壓,台人死傷慘重。從此臺灣人民與大陸來台人民之間,形成緊張情勢,這種創痛經許久之後才告平伏。
  一九四七年四月,行政院會議決議撤銷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改為臺灣省政府,另派魏道明為臺灣省政府主席。當時省政府委員有半數是台籍人士。一九四九年(民國三十八年),中國大陸國共戰爭的局勢逆轉,此時約有一百多萬的平民及五十萬左右的軍人隨蔣中正從中國大陸來到台灣。次年三月,蔣中正在台北復行視事,國民政府在政治及其他各方尚欠缺堅強領導中心。但經韓戰(一九五0年)爆發,美國恢復對台灣經濟援助,以及執政黨的力圖革新後,政治情勢才大為改觀。
  在一九五0年代(民國四十年代),台灣的政治、經濟和社會問題,尚是困難重重。不過,大約經過二十年後的一九七0年代(民國六十年代),臺灣的政局上,已走向穩定與發展的境地。如人口增加一倍,而國民所得卻增加五倍,自耕農人數由38%增加到77%(一九七二年)。不僅生產毛額超過七千億美元,同時工業化進展神速,都市化也逐漸在形成中。
  當臺灣政治與經濟在逐漸平穩發展中時,到了一九七0年代,不幸遭遇了幾次嚴重的政治挫折。諸如「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一九七一年)、「美國與中共建交」(一九七二年)、「日本與中共建交」(一九七二年)以及「蔣中正的去世」(一九七五年)等事件的震撼。可是臺灣卻能在危機中更加發達,這也許是受到民主政治的逐漸開放以及經濟突飛猛進的影響。到了一九九二年(民國八十一年),臺灣的平均每人國民生產毛額已突破一萬美元,國民生產毛額在一九九一年(民國八十年)為二千一百十億美元,是世界第二十大經濟體。而且,臺灣也已是世界上第十至十二名的出口國(一九九0年代初年)。
  為了對付海峽彼岸的中共,國民政府在統治初期,是照「動員戡亂時期」的特別法,限制了一部分民主法治社會的正常運作。不容許有集會結社的自由,因此民主運動只能在體制內的選舉活動時發揮,每當選舉活動來臨,在野的反對人物,以選舉做為民主運動的舞台,把選舉地做為提昇社會大眾政治意識的場所。
  一九五七年(民國四十六年),第三屆省議員及縣市長選舉,省議會出現「五龍一鳳」是反對運動的先聲。一九六0年(民國四十九年),以《自由中國》雜誌為首的雷震和傅正等人曾擬組成「中國民主黨」,雖告失敗,卻有啟蒙之作用。到了一九七0年代工業化帶來中產階級的興起,於是先後有新的政治變革運動的推展。在黨外陣營中擴大的行動中,而有「民主進步黨」(一九八六年)的成立。隨後,一些潛藏已久的社會運動也乘勢展開。當時主政的蔣經國於一九八七年(民國七十六年)七月發布解除戒嚴,被譽為「促使臺灣政治本土化的關鍵者」。
  自從李登輝繼任總統以後,要面對過去權威政治的保守勢力,又要面對社會民間的改革要求,處境是很困難的。後來陸續完成民主制度的確立,如一九八八年(民國七十七年)行政院通過資深中央民意代表退職,一九八九年,完成首次立法委員全面選舉,一九九一年,通過制定「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從來尚未全民選舉的省(市)長與總統,副總統的選舉,也陸續展開。
  當蔣經國去世,李登輝擔任總統以後,台灣雖然度過威權統治的時代,卻因內部族群的激化而形成統獨的論戰。一方面有代表本土勢力的抬頭,主張台灣獨立的論調,在一九八年(民國七十七年),民進黨的「四一七」決議案中,曾提出「四個如果」有條件主張台獨。另一方面「有維持原有政策」勢力的抗爭,一群國民黨的精英份子,自任為國民黨的改革者,於一九九三年(民國八十二年)組成「新黨」。這一形勢力量的對決,表現在一九九四年(民國八十三年)底臺灣省(市)長選舉時,達到統獨論戰的最高峰。其後,又有親民黨與台聯黨的成立。

(二)邁向市民自主的時代
  台北市的建城雖始於清末,但市民自主權利的完全取得卻是近年來的事情。在清代,只有君權與官權,而無民權,官員均由帝王與上級官員派任,百姓無選舉權。到了日據初期,台灣所奉行的是總督府絕對權威政治,台灣人民並無自治權利。但隨著日本國內民主意念的發展。約在一九二0年(大正九年)後,對殖民地採取較開明的政策,首任文官臺灣總督(田健治郎)乃推行有限度的殖民地式自治體制,民意機關開始出現。其後,在一九三五年(昭和十年)總督府重新修正州制,使州知事和市尹等可在法令的範圍內處理轄區的公共事務。另外,也設有州會、市會為議決機關,議決歲入、支出預算及其它法令規定內的事務,可算是反映民意自治機關。然而,議員為官派、民選各半,且規定須納戶稅五元以上者方有選舉權、被選舉權,剝奪不少人的權利,因此,只是跛腳的地方自治。
  光復後,台灣脫離日本殖民統治,回歸中國。地方自治在初期的戒嚴時期受到部份限制,市民自主權的行使,立法機構的發展較為理想,行政部門則較遲緩,可是到了一九九四年(民國八十三年),省市長民選後,市民已完全享有高度的自治權利。光復之後,台北市的發展約可分為二個時期:
  省轄市時期:轄區約可分為城中、延平、建成、大同、中山、松山、大安、古亭、龍山、雙園十大區。早在一九四五年(民國三十四年),台灣實行省制,台北市為省轄市,於十一月成立市政府,置市長,由長官公署派任。中央政府遷台(一九五0年)後,制定台灣省地方自治法規,以台北市為省轄市,依「台灣省各縣市實施地方自治綱要」的規定,台北市一方面是自治單位,一方面又是執行上級命令的單位。不過,因設立市政府與市議會,而且市長與市議員均由市民普選,基本上,已具地方自治的形式了。
  直轄市時期:初期轄區是台北市原有的十區,加上台北縣的北投、士林、內湖、南港、木柵及景美六鄉鎮。後來各區發展條件差距愈形擴大,為使各區資源分配合理,落實市政發展,提昇市民福祉,乃於一九九0年(民國七十九年)三月,將原十六區調整為十二區一一東區:松山、信義、南港、內湖;西區:萬華、大同、中正;南區:文山、大安;北區:中山、土林、北投。在一九六六年(民國五十五年)時,台北市人口達117萬餘人,行政院於是決定將台北市改制為直轄市。翌年(一九六七年)七月,台北市升格為院轄市,地位與台灣省同,市長由行政院派任,市政須秉承中央指示,配合國策的實施,自主性較省轄市時期低。改制後市議會的組織和職權,均與省轄市時期同,而市政府採首長制,市長乃派任而非民選。直到一九九四年(民國八十三年),在民主潮流激盪下,終於實施省長、直轄市長民選制。台北市選出第一屆直轄市長,至此市民自主權終於達成。歷任官派直轄市長計有高玉樹、張豐緒、林洋港、李登輝、邵恩新、楊金叢、許水德、吳伯雄、黃大洲,而首任民選直轄市市長是陳水扁。其後,一九九八年則由馬英九當選為市長。

(三)繁榮市區的變遷
  光復後,台北市區道路的命名,是以中正路(今忠孝東路)為經,中山南北路為緯,將市區劃分為四區,以大陸省市縣命名,大幹道路跨越中正路者,以其為南北路之分路點,至今仍沿用,原來台北市區的發展是延續日治時期的基礎而擴展出來的,早期以西門町與中山北路以西的西區為繁榮地帶。
  西門町之名,源於西門。日治時期,當日本移民居住於城內逐漸飽和後,較晚來台的日本人便在西門地區覓地建築房屋。一八九七年(明治三十年),日本人在西門町蓋了台灣第一座劇場「浪花座」,此後,專演日本劇的「榮座」以及電影院陸續興建了六、七間,於是西門町成為道道地地的「電影街」了。光復後社會混亂,西門町曾暗藏春色,後來有不少「大王牌」(如西瓜大王)和「金字輩」(如金剪刀阿郎)的人物紛紛至此投資,再加上台灣電影娛樂事業的發達,在此成立了10餘家戲院,從此「電影街」之名,便又聲名遠播了。
  台北市西區的發展,在清末有大稻埕商埠和外僑留居地的規劃,也即是貴德街和迪化街的興起,後來街市從迪化街擴展到延平北路(日治時期稱太平通)。光復以後,延平北路成為台北西區最繁榮的一條街。早期延平北路繁榮的地段是從北門算起,到台北橋下為止。在延平北路前後,有以鐘錶、服裝百貨,以及銀樓為主的商店。從天水路起,較有名的商店有「學友書局」、「榮安銀樓」、「狗標服裝行」、「大千百貨公司」、「義美食品」本店、「功學社樂器行」以及「黑美人」、「五月花」、「東雲閣」等有名的大酒家。過了民生西路,一路上走過的店面,有不少家是珠光寶氣、金光閃閃的銀樓,此地銀樓的地位,竟與中山北路、博愛路共稱為「台北二大銀樓街」。而與延平北路的發展有關的尚有重慶北路的「圓環夜市」。
  圓環位於南京西路、重慶北路、天水路、寧夏路的交叉中心。今日圓環的所在地,原是一塊空地,後來成為傍晚五點才能開市的「夜市」所在地。光復後,圓環的攤販擴大營業範圍,圓環夜市所指的地點,不只是指圓環本身,而是重慶北路一段到長安西路口兩邊的「重慶露店」,以及寧夏路的攤位都算在內。攤販經營的種類有祖傳的祕藥、鬻歌賣唱,以及鄉土的小吃(如蚵仔煎、鼎邊趖、人參雞、當歸鴨、肉丸等等)。
  跟隨著西門町和延平北路的商業繁榮後,「中山北路一、二段」成為台北市首要的商業區。日治初期,中山北路兩側塘埔縱橫,良田阡陌,後來,日人於圓山建「台灣神社」,為便利日本皇族及特使參拜,乃開闢「敕使街道」,此即為中山北路的前身。光復後,中山北路前段,是台北市最現代化的一條「觀光大道」,也有「外交大道」之稱,來訪的國賓於松山機場下機後,由南京東路轉入中山北路,住進圓山大飯店。沿線觀光飯店、藝品店、金融機構、貿易公司陸續興建,逐漸超越西門町成為台北市最繁榮的街市。
  當台北市西區的發展到了盡頭時,台北市東區的崛起卻悄悄到來了。一九六八年(民國五十七年)台北市改制直轄市後,為配合市政的大幅建設,興闢忠孝東路二、三、四段,連續穿越四個行政區(中正區、大安區、信義區與南港區),帶動了東區的發展。忠孝東路四段,就在這樣的背景下,成為新興的商業購物區。由於重商主義與建築法規的配合,忠孝東路四段沿街面進深30公尺的帶狀商業用地在此形成。一睹獨特的街牆,雖尺度上還不及紐約的華爾街,但沿街面緊密相連成一般高度的建築群,遂塑造了一種特殊的都市意象景觀。

(四)台北市政的建設指標
  台北市原屬台灣省,一九六七年(民國五十六年)以後改為直轄市,改制後台北市不但行政區域擴大,人口也急遽增多。近三十年來,在台北市的轄區內,除各級政府機構衍用日治時期的公共建築物外,新建的政府機關建築有台北市政府、台北市議會、台北世貿中心較具時代感。在藝文社教建築有故宮博物院、國父紀念館、中正文化中心、台北市立美術館、台北市立社教館、台北市立圖書館、國立中央圖書館、台北市立天文台、郵政博物館、資訊科學展示中心等,而在園林建築上有大湖公園、青年公園、陽明山國家公園、新生公園以及大安公園等。另外,在各種公共建築內,也有屬於公共藝術的作品。
  台北市政府為使日漸人工化的都市,保有綠樹遮陽,青草如茵的景觀,在道路的綠化工作上頗見績效,到一九九一年(民國八十年),共栽植十萬九千多棵行道樹,計有近六十種不同的品種,提供了各異其樹的綠化風貌。如敦化南路隨風搖曳的台灣櫟樹,愛國西路高聳蔽天的老茄冬,仁愛路細高挺拔的大椰樹,中山北路綠意盎然的楓樹。其中敦化南北路、仁愛路、愛國西路、更是聞名國際的三條園林大道。公園的闢建,最能表現美化的成績,在改制前,公園的數目不多,到了一九九一年,台北市共開闢360座公園,面積819公頃,綠地330座,面積107公頃,每人享有公園綠地的面積是3.4平方公尺。
  改制後,台北市的道路建設,分二期四年工務建設和二個階段的六年經建的推動。除了園林大道外,有道路的新建、拓寬或改善工程。並有新建的大橋樑與隧道。為了減少市內的擁擠,也闢建多條市區內高架快速道路、省市間快速道路、環河快速道路、東西向快速道路以及第二高速公路。每日平均的配水量,今日的數量比起光復初期增加了33倍之多。水源取得也不斷擴增。其中以台北地區公共給水長期水源的開發計劃最有成就。從一九七0年(民國五十九年)開始規劃翡翠水庫,一九七九年(民國六十八年)一月開工,一九八七年(民國七十六年)竣工,該水庫可有效供應大台北地區到二0三0年(民國一一九年)而不虞匱乏,是值得自豪的建設。
  台北盆地,三面環山,地勢低窪,一般地盤標高在2至6公尺左右,且坡度平緩,先天排水不良。改制前淡水河、新店溪和基隆河沿河已建有堤防。改制後,陸續興建,加高或改建。隨著人口和工商業的急速成長,台北市家庭污水和事業廢水所構成的污水量,數量龐大。一九六九年(民國五十八年)由行政院推動了大台北地區的衛生下水道的計劃,並由市府成立專責機構。依據「台北區衛生下水道初期實施方案」,係以十六個行政區為規劃範圍。目前已完成約有迪化街、民生兩座污水處理廠,三座水肥投入站。雨水下水道的系統,原來規劃的涵蓋範圍較小,於一九七一年(民國六十年)完成新的規劃,全市雨水下水道的幹支線,於一九九二年(民國八十一年)完成485公里,完成率約為百分之九十。
◎想一想,做一做
1、您認為民國三十六年約二二八事件是否可以避免?該如何避免?
2、省籍情結、族群紛爭在中國歷史上曾經有那個時期也因遷徙而有對應?最後是如何解決?這樣的歷史經驗是否可以借用?

附篇:

一九四六的台北

1、一九四六──台北一隅

【馬驥伸】中國時報2010/01/06


  一九四六年──民國三十五年三月二十六日,即將邁入十五歲的我,和家人從上海搭乘海宙輪在基隆登岸,隨即和同船來台灣應聘的教師和眷屬一、兩百人,在台灣大學法學部禮堂擠了幾天地舖。晴空下,抬頭環顧,越過屋脊,大致可以掃遍台北四周盆緣山脈。遮住天際線的,只有那一座象徵政治和市區位置雙重地標意味的總督府,台灣光復已過半年,大家私下還如此稱它。
  和宇宙對比,
  人,
  幾乎是無法稱量的微粒。
  宇宙與人類浩瀚的記述,
  卻是由無數微粒累積集結出的。
  個人片斷、點滴的見聞、感思,
  是集結的基本粒子。
  且把鏡頭的時空,
  朝向
  一九四六──台北一隅。
  街上常只見行人,時時或或,單多雙少,三五成群的很稀有。最初幾個月,沒見過整隊的軍人或學生和群眾。清晨揹書包上學的學生,稀稀落落。當時台北市人口約只二十七萬餘人,比今日的大安區還少很多。
  公車大約一小時一班,沒幾條路線。人力車出現的頻率,比公車多不了幾倍。腳踏車較常見,有些順帶載貨,載客三輪車尚未在台灣出現。小汽車是引人注目的罕物,這一年我在台灣從沒有機會坐過。需要時得叫出租包車,大概沒有幾家也沒有幾部,事實上也沒多少人租得起。計程車是十多年以後的事。
  晴空下,抬頭環顧,越過屋脊,大致可以掃遍台北四周盆緣山脈。遮住天際線的,只有那一座象徵政治和市區位置雙重地標意味的總督府,台灣光復已過半年,大家私下還如此稱它。不過,也只有它那突出的小小尖頂,還可看看,主體建築已是轟炸後的斷樓殘垣。
  曾和一位本地少年朋友,遊逛到衡陽路博愛路交叉口,他指著那高居台北民間建築第一、號稱七層樓房「中華國貨公司」──日治時是菊元百貨公司,問我:「你們上海有這麼高的樓嗎?」我回答他:「上海最高大樓,有二十四層。」
  台北初印象:平房、矮牆、榻榻米
  一九四六年──民國三十五年三月二十六日,即將邁入十五歲的我,和家人從上海搭乘海宙輪在基隆登岸,隨即和同船來台灣應聘的教師和眷屬一、兩百人,在台灣大學法學部禮堂擠了幾天地舖。
  頭兩三個月,暫住徐州街台大法學部操場對面的小小日式住宅,同院分住的還有李季先生和妻女,李先生後來分發到成功中學擔任訓導主任。最近經過那裡,夾在高樓之間還有兩所破蔽的日式老屋,其中之一,應是我曾住過的。
  等父親工作派定了,我家遷到新生南路龍安小學對面巷內一棟佔地六十坪左右日式院宅。當時的門牌號碼是昭和町,不記得是幾丁目幾番地(後改新生南路三段十巷)。
  平房、前面一列矮牆不設院門,後院草地。住屋前後紙門隔間,外邊另有木板拉門,備颱風時用。光線、空氣貫通,夏天暑熱時也不需用電扇,當時也極少人家有電扇。除了七、八坪一間地板客廳,其他各房都舖榻榻米。廚房爐台是半灶式,燃料用多孔圓柱形煤球。鋁製鍋壺,很少人家有冰箱──當時的冰箱是指用人造冰塊冷藏的冰箱。浴室較榻榻米矮下幾尺,放著一個木製大浴桶。廁所用蹲式便坑,一兩周有水肥車來清除一次。比起上海弄堂住家的木造馬桶,每天要來傾倒清洗,省事多了。
  台北師範提供這一區七、八所日籍教職員留下的空屋,有些佔地超過百坪。當時選屋標準,是看燈頭、水龍頭、玻璃、榻榻米是否完整。事實上,日籍原住戶遷離時保持完整,空屋期間被不速客挖走或損毀。坪數大的,還嫌打掃費時費力。對我們這來自上海住慣狹窄空間的四口之家,三十多坪的住房,相當滿意了。
  四周空宅甚多,我們住巷西側隔溫州街過去,更多台大日籍人員留空的宿舍,院坪更大。稍南沿新生南路的巷內也有幾戶大院,和我們同船來台的一位李姓商人就佔住其中一所,印象中就是現在的紫藤廬。他的女兒準備插班高二,託父親代邀一位數理教師補習,我要考大學也併隨旁聽,去過他家多次。房間多而整齊,庭院寬大,遍植花木,我們上課就在臨前院的客廳。最近再去看一趟,雖然已改建樓房,一樓原屋依稀有些當年景象。這所住宅也是官方宿舍,李先生想必疏通有路竟能暫時佔居。
  公車班次鮮少 處處水田蛙鳴
  外出大都步行,我們活動範圍一般約在今日羅斯福路、基隆路、復興南路、忠孝東路、中山南路之間。穿過新公園經衡陽路到西門町,已算遠程;萬華、圓山,感覺上視為郊區,連台北火車站都很少到過。
  這一活動區內,沒有菜市場。我們家附近兩家雜貨店,出售柴米油鹽和不多種類蔬菜,買魚肉最近店攤,在南昌街寧波西街口。我們家在七七事變不久從青島開始逃難以後,少有天天吃到魚肉的日子,到台灣後也習慣了。
  許久才到西門町看一場電影,大家都走路;一小時一班公車,又不太定時,往往等車時間走路也到了。那段距離似覺比現在近些,是多了建築物阻擋,還是坐慣汽車後對路程的度量感改變了?光復時台北接收市內公車五十六輛,大都破舊,只有四輛勉強行駛。民國三十五年底才擴增到二十八輛,分駛八條路線。那時去坐公車的人也少,這一年台北市公車乘客平均每天七千五百餘人,每條路線平均不到一千人。
  平常在街上也很少看到有人乘坐人力車,遇有特殊需要,例如搬家,才雇用人力車。九月我入學師範學院(台灣師範大學前身),看到院長李季谷上下班或公出,也只是一輛專用的人力車。
  整條和平東路直到六張犁,越向東,房屋越少,零星散現些兩層樓的店面。師範學院對面和師大路東側,都是一大片水田。晚上蛙鳴此起彼落,宛若置身鄉間。
  信義路和忠孝東路間,原是日籍公務員宿舍區,院宅較密集寬大整齊,不過只在一段。過新生南路,房屋稀落,和平中學(後改師大附中)以東,多是水田。再向東去,還有包圍在田中的三合院。新生南路還是被(王留)公圳渠道從中分隔的兩條側道土石路面,仁愛路一段兩旁大王椰雄峙,是台北最開闊美麗的大道。
  店少價又貴 書報閱讀不普遍
  我們這樣來台就業的家庭,多沒有親戚,新交的朋友往來不密切。鄰近店家,由於語言隔閡,談不上幾句話,從父親一些內地來台灣同事得來的反應,大家似都同樣情況。平日偶爾閒聊,觸不到時局,更不涉政治。像我即將要上大學的人,來台快到半年,知道行政長官叫陳儀,直到九月底入學師院後,才在學校圖書館的報紙上看到他的照片。台北市長是誰沒甚麼人談到,市政府在那裡?我們新到的這群,多半不知道。
  一般家庭鮮少書報,我們家的書是上海帶來的。書店少,新書少,也沒甚麼可買的,書價又貴。新公園西口衡陽路的東方出版社,是日治時代新高堂書店改名,只有日治時代留下的日文存書和四書、詩經、戰國策、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等漢文老書。一些賣日僑舊貨的夾雜不少日文舊書,頗有佳品,價極低廉。
  我在台北第一次看到的報紙是新生報,一大張,其中還有一版用日文,五月起增加半張,日文版到十月二十五日台灣光復周年才取消。報費每月從三月的十七元(光復之日創刊時是五元),漲到年底的一百元。在台北發行的還有人民導報、和平日報等七八種,很少看到。
  鄰居一位父親同事毛守豐先生,公餘代理轉訂京滬報紙雜誌,後來知道他和新聞界長者楊乃藩先生是上海大夏大學同學,楊先生當時在台糖公司任高職,邀他為台糖全省大小單位代訂大陸報刊。經常家裡一堆堆空、海運到的報紙雜誌,我有時臨時幫工,順帶翻閱。在台灣發行的雜誌能看到的不多,有些還是中日文並用。我自己按期買過日月譚雜誌,投過幾篇短稿寫些與台灣有關的歷史掌故。倒是在毛先生家裡,順便讀到大陸空運來的雜誌,諸如觀察、紐司。電視尚未問世,收音機還不普遍。訂閱報紙的人家不多,一般民眾不太看報,似乎也沒甚麼急切要去關懷的消息。抗戰勝利沒幾個月,國民政府尚未還都,各地接收復員大致都是那一套,誰去理會。國共戰爭遠在東北陜北,我這出生東北的人,都漠不關心。
  說實在,我常接近的人,大都是和父親差不多出生在中華民國成立前後。他們所經歷的前十多年,南北政府混淆,到底誰真正能代表民國,很難分明。各地多是軍閥割據,自成一霸,一般民眾只求少戰亂、能溫飽,無所謂傾向那一方。民國十七年雖稱全國統一,但零星戰亂仍多。民國二十年日本佔領東北,不久正式對日宣戰,全國民眾因同仇敵愾才有了國家政權集中的意識。但是日本割裂了在中國大陸佔領地區,分成滿洲國、南京國民政府、華北政務委員會、蒙疆自治政府,散在這些地區的人又迷亂了。抗戰勝利不久,這一些原留淪陷區的人,被以異樣眼光看待,投閒置散,他們在有限可發展的空間選擇了台灣,對大陸的一切他們也沒有多大關懷的熱衷,國共內戰似乎和台灣隔著海洋,相去尚遠。這些人只求獲得幾年安定,舒緩一下多年來的顛沛流離,除了物價(從光復到民國三十五年底,十多個月,台灣物價上漲約近一百倍)、加薪,其他國事不想去傷腦筋。
  泡咖啡店聽音樂 小美紅豆冰最有名
  在師院我主修歷史地理,閱報是必需的,也養成看報的習慣。我曾留意到圖書館所訂購報份並不多,我卻時常立即取得當天報紙,顯然當時師院學生不常接近報紙。
  很少聽人談到消閒娛樂,更別說旅遊。父親交往的外省朋友,來台北七、八個月,除了從基隆登岸,似乎最遠只有人到過碧潭或仙公廟。出國,是大家沾不上邊的詞彙。電影都是中美老片,半個多月換片一次,我們在上海大都看過。
  進師院後接觸了古典音樂,找唱機不易,唱片也極缺乏。少數富裕同學,有的也只是日僑留下來的舊機和不多幾張舊唱片。中山堂旁側的朝風咖啡店,是兩年多後才有。我和幾位古典音樂同好為聽音樂常去,也只是幾十張老唱片反覆輪放。
  我們住的這一帶沒甚麼正式飯館,聽說過有所謂酒家,但不在我們這一區內。我家人和交往的朋友,很少有上飯館機會,酒家更不必說。有些小冰果店,頗有名氣的小美冰果店剛開業不久,以紅豆刨冰號召。孩子們常享有的是森永牛奶糖、手製冰淇淋、滾珠瓶口汽水和蜜柑。香蕉價廉到處有賣,內地來的孩子初來嘗新,兩三個月後,我就對它失去熱衷。
  附近有郵局,我們家少有信件往來,不常去郵局,也不常見郵差到家。私家電話可能極少,公共電話不曾用過,所以也不確知裝設在那些地方,平時上街,沒注意到何處有公共電話。銀行,對當時的公教人員和一般平民說,很少有機會接觸,他們大多寅吃卯糧那還有餘款儲存,想向銀行借貸,那有資格。日常收支,都是現金,頗有些人,從來沒見過支票。我十三歲那年曾因家境實在困窘,停學到父親的朋友一位日籍台灣人的貿易公司當練習生,常跑上海的銀行,到台北後偶爾習慣性地注意一下,我們這一帶街頭很少看到銀行。
  物資缺乏 日僑二手傢俱便宜又耐用
  我記憶中十五歲的生活圈,物資相當缺乏。日常生活的柴、米、油、鹽、水電尚可,卻都不見得充裕。母親就有一次發現幫傭的「下女」從我家偷帶出去的東西裡,還有小小一瓶食油,其他用品連市場也供應無多。
  說到家裡僱請女傭(當時通稱下女)並非生活富裕,實情是母親也外出工作,在台北女師訓導處任職,家務需人照料。而且僱傭工資低廉,較公教人員收入相差甚大。以這年五月為準,台北市區公所一般職員月薪約在台幣兩千元上下,僱一名住家下女月付三百元,只在白天通勤還可少些。
  這一年,我們常見本地人穿著戰時日本的草綠色國防服衣褲,足登木屐,街頭巷尾咯噔聲不斷。我們內地來的,多是帶來的舊衣服。倒是日僑遣回前,賤賣不少東西,填充各家的不足。很多家庭的矮桌、坐墊、碗盤瓷器,甚至收音機、腳踏車,都是這樣來的。記憶中,腳踏車輪胎是用廢汽車輪胎改製的實心硬胎。收音機如果真空管壞了,很難配補。燈泡、水龍頭、水管、玻璃,價高貨少,難怪父親和同事們,選宿舍要以這些為參考準據。
  手錶連大學生也大都沒有,我是到四年後,師院畢業,任教台南師範,必須要用,才把第二個月全月薪水,買了一隻接近最低價位的手錶,瑞士製,那時只有瑞士手錶。師院第一年,同學們最必需的貴重品,是一隻普普通通的自來水筆。 (上)

 

2、一九四六──台北一隅

【馬驥伸】中國時報2010/01/07


  多年後,懷著追憶少年時代的情愫我到紫藤廬探訪,看到它被標榜為「無何有之鄉」,是「靜靜地蘊藏著生命與創造原的地方,也是真正能得到休息與安寧的地方」。雖然這都因後來大批自由主義和民主運動人士在此常聚增添的附加意義,對我這在紫藤蘆「史前」就登堂入室過的人,也不免對廬內揭示的:「什麼都沒有,又好像什麼都有」興起更多的感觸。
  交通壅塞、空氣污染、聚眾喧囂、政治噪音,這些今日的都市亂象,那一年中在我接觸的這一隅,都沒見過、聽過。連政府的政令或文宣看板、海報,也不多見。
  巡邏警車,交通警察很少出現,似乎沒甚麼交通可指揮,沒甚麼治安需要隨時機動處理。小派出所一兩名警察,閒閒呆著。根據記錄,這一年台北市大小汽車包括吉普車全年肇事案只有三十五件。也沒什麼重大犯罪事件,百分之九十是竊盜案,大部分發生在下半年,最初幾個月差不多是夜不閉戶。貪污之風已盛,被舉發出來的不多。
  戶政滿鬆散,沒人上門查戶口。內地來台,何時去報戶口任便。經過抗戰八年分崩離析,來自大陸各地人士身份背景相關資料雜亂殘缺,無從辨認。報戶口時,多憑口述,而且不限本人,親友都可代報,不需查證。有些被代報者誤填,有些蓄意改換,再加和戶口登記人員溝通疏漏,錯誤失實,花樣多多。如我妻兄託他舅舅代報戶口,結果年齡大了八歲,父親名字漏了一字。我則出於父親「遠見」,報大三歲,準備越過整個高中階段進入大學。有一位同船來台的年輕人,用別人證件報考大學,姓名全改了。
  醫療也不普及,我們一家四口一年中都沒去過醫院,可能是都沒大病。母親生個小弟弟,是在家裡請助產士接生。小弟弟生後半月患病,送附近小兒科醫生診斷,說是感冒,注射一針,帶藥回家。第二天病情更重,才斷定是氣管炎,已救治不及而夭折。
  藥物奇缺,稍特別一點的藥,都是由大陸轉來的外國貨,而且時常供應不繼。
  揮別往日顛沛
  只求平順安居
  光復不久就來台灣的外省人,大致可分兩種背景:從政府抗日後方來的,屬於接收階級,除少數首長級外,大多來自對岸的福建,尤其是閩南,他們語言和台胞相通,工作和生活上都很便利。他們離故鄉距離較近,似乎較有長留台灣的規畫。
  來自淪陷日本佔領地區的,多是為謀就業棲身。日本佔領後期淪陷區工作難找,真個斯文掃地,知識份子就業機會和待遇遠不及有勞動能力的。勝利復員,一切以來自後方的優先,原在淪陷區的,工作機會更少了。他們來台多半是想暫時住一段時間,等到家鄉或大陸其他地方有適當機會再回去。也沒有誰料到兩岸隔絕長達四十年,是抗戰八年的五倍。這一批人在勝利復員熱潮中被冷漠、忽視,淡淡地掩沒了。到一九四九年國民政府遷台,他們雖然沒深受歧視,卻在大舉湧入的人潮中,又一次在不受重視下不經意地被掩沒,除了我們少小的和少數際遇好的。
  在動亂中飽受奔逃、失業、貧困折磨的人們,似乎也失去了志望和願景。父親往來的外省朋友,日常談起,多抱但求平順小康、安居度日心態。對孩子,只希望安份讀書,早早有個著落。像我,父親只盼快快大學畢業,不管越級多少,免得再蹈戰亂中學業時續時輟覆轍。事實上,當時讀大學的並不普遍,很多人連高中、國中都沒讀到。
  另有少數流動商人,有的是來尋覓可以暴發的商機,有的是兩岸買賣私貨,所謂跑單幫,懷有來台長遠創業動機者可能不多。和我們同船來台的李先生,應屬前一類投機客,他找到紫藤廬那所房大院寬的住宅,布置華麗。隨後接妻女來台,他的夫人看來是交際場合熟手,夫妻日常賓客盈門。據說他們的女兒是收養來的,李夫人有意培養她將來傳承衣缽。
  平日接觸的本地商家,對我們這些外來人,似乎還在觀察和觀望,他們的希望與想法,我們無從揣測。我們一家從七七事變以後顛沛流離,到處都是他鄉來客,對當地人疏遠隔閡的異樣眼光,已很習慣。
  語言隔閡
  生活習慣大不同
  在下女眼中,我們可能只是換了一個來處的外地人,和日本人語言習慣不同而已,或許我們這些後來的外地人不及原先在台日本人威權有序,得來的「敬畏」,或許更少些「敬」的成分,若換用「畏服」一詞,也許少了些「服」。
  我接觸到的這一批曾在日本佔領區住過的人,他們在勝利復員後,求職不得,半無奈地到台灣謀生,那會有甚麼優越感,更談不上「立威」了。
  街頭看不到日本人,一般未留用的都集中待命送走,最後一批日僑在這年四月二十六日遣返。留用日僑連家屬約兩萬六千人。我們家對門鄰居,是一對日本母女和一位內地來的單身漢分住,據說是那內地單身漢接收了這所住宅後,同意原住日籍女眷暫時留下續住。在一個屋頂下生活久了,兩個年輕人有了感情。後來,日本女兒嫁給那位內地人,婚後不久日本母親還是回國去了。這對異國鴛鴦生了兩個兒子,幾年後離婚,日本女郎返回日本。
  開頭幾個月,接觸的本地朋友不多,除了父親學校的同事、工友,就是常往來的店家。店裡的人對我們禮貌客氣中帶點生疏距離,交談是國、台(閩南話)、日三語混合外加手勢,彼此難作深入溝通。有些內地來的朋友,他們帶有家鄉音的國語,南腔北調,更增困難。我們在淪陷區時,心裡排斥日本,學校有日語課,存心不好好學。到台灣竟然要用日語和同胞溝通,頗覺尷尬。
  另一種尷尬的是在大陸那麼不喜歡日本人,到了台灣竟住日式房屋,睡榻榻米,使用不少日式器具,看到滿街日式草綠色褲裝,聽到咯噔的木屐聲,實在不太習慣。
  師院課堂
  南腔北調普通話
  九月師院開學,雖然不過四百多名學生,再加一百多位教職員工,總算讓我感到重返人群。同學之間受語言限制,本地外來的區隔,自然地在日常往來相聚中顯出。外省來台同學,也有各自方言,到台灣求學的,「普通話」一定能通。
  老師說南腔北調普通話的倒是不少,有些連外省學生都難聽懂。除了教國音的許世瑛等幾位老師,外省籍教授沒幾個國語純正。本省籍教國音的陳蔡煉昌老師一口標準國語,聽得出是日據時代專業訓練出來的。體育老師楊基榮戰後從東北返台,國語純熟,我這黑龍江人卻聽得出他腔調中的東北味。
  師院是新創的,沒有日據時代教職員的留用問題,教師中仍免不了有國語不行需要輔以日語教學的,這類老師多在數理生化和藝能科系。
  快到年尾,師院師生合作籌備演出話劇曹禺的「日出」,一大堆演員,能講標準國語的也只有黃肅秋、孫藝秋老師(孫在和師院同一校址的高級中學任教,為「日出」執導,也參加演出),女主角吳燕生(她是音樂科學生,本省籍,但在北京長大)和我等幾人,其他都是雜七雜八的普通話。
  仔細回想那個年代的中國,何曾有甚麼統一國語,我只在青島的小學接受過以注音符號為準的教學,其他都是不同腔調的普通話。師院為培養師資,把國語、國音都列必修課程,另設國文、國音及英文標準考試,不能通過不得畢業。國語、國音連外省同學也頭痛不已。
  記得上許世瑛老師的國音課,三、四個系合班,約四、五十人,只有我和英語系女生齊永培(她父親是國音專家齊鐵恨,她是柏楊原配,後來離異)受過充分國音訓練,在師院上國音課已無可再學。其他同學多是進大學才開始學國音,非常吃力。其實許老師原籍浙江,北京長大,道地的京音京腔。注音符號卻不是從小學起,教我們國音有時會頓挫一下,他會看看我或齊永培,如果我們沒笑,他才繼續唸下去。許老師只是注音符號不夠純熟,國音教得很好,國語文法更是他的專長,他的惇厚長者之風,令人懷念。
  師院為了訓練工友說國語,我被選義務老師。論條件,齊永培應該比我更合適,猜想因為她是女性,院方有些考慮。十多年後,在師大校園偶爾遇到我教過的工友,他們和我談天,腔調還是不順。當然,這已是多年在工作環境中磨練出來的,功過都和我無關。
  走訪舊地
  懷念歲月故人
  入學師範學院之前,我面對面較長交往的只有三、四位中青少年朋友。
  指著七層高樓向我發問的陳姓少年,是暫住徐州街時在住所對面空地(現在已是台大法學院學生宿舍)閒蕩時遇到。在那空地我先已盤桓了幾天,極少有人。他是我看到的第一個年輕人,他竟然會說一些國語,就此攀交。他大我兩三歲,這般年紀雙方不會刨根究柢,語言也有障礙,多在空地談談動動,頂多穿過新公園到附近街頭逛逛。那一地帶當時很少有人走動,更沒有其他兒童和少年出現。我們稍有語言和環境背景知識的隔閡,並不影響溝通的熱忱,他斷斷續續問我不少問題,想來他對我這外來人和同祖源的大陸環境好奇也想探究。我們相處一個多月,只是出於少年人交往的興趣,不懂得交換住址,到我搬家後就失去連絡,幾十年後連他名字都忘了。
  紫藤廬的李小姐,和我在她家客廳一起聽老師教課一個多月。上課前點點頭打個招呼,下課後說聲再見,似乎沒談過課外的話,休說交往。以她父母的培養目標,也不會任她們女兒輕易和男孩多接觸。這年秋天,她插班台北二女中,二二八事件發生後,她們全家避回大陸。李小姐亭亭玉立,比那時的我還高些,人很娟秀。不知她是否確曾如李先生夫婦安排,風靡交際舞台,以她看來溫良文靜的性格,在動盪的時代以投機為手段的養父母攜帶之下,際遇難測。無論如何,如今已應是七十多歲的老祖母了。
  多年後,懷著追憶少年時代的情愫我到紫藤廬探訪,看到它被標榜為「無何有之鄉」,是「靜靜地蘊藏著生命與創造原的地方,也是真正能得到休息與安寧的地方」。雖然這都因後來大批自由主義和民主運動人士在此常聚增添的附加意義,對我這在紫藤蘆「史前」就登堂入室過的人,也不免對廬內揭示的:「什麼都沒有,又好像什麼都有」興起更多的感觸。
  國分直一、劉沼光
  父親曾安排讓我學日語,找到兩位和我以國語互換教學的。一位是台北師範留用的日本教師國分直一,一位是台大醫學院助教劉沼光。
  國分直一是台灣史前黑陶文化研究者,相處不到半年,他還是被遣送回日。國分大我二、三十歲,體型瘦小,比我矮半個頭。和藹謙虛,親切又彬彬有禮,和我在上海淪陷區看到那些日本人跋扈蠻橫,大不相同。他學中國話很認真,邊聽邊記,用日文加註發音重音。雙語互教,我的日語沒學多少,不是他取巧,是我沒有他那樣積極主動。半個多世紀之後,他曾應台大邀請來台,不巧我人在美國,未能再聚,也無法測知他的中國話有無進步。令我至今不忘的,是他那股認真求全的熱誠。明知沒有多久就會被遣返日本,他仍然為教學而學習。如果我有他那股精神,應該日語和閩南語都可以學通。他的謙遜溫文風格,在教學上是優良的條件,他送給我幾本他研究石器時代台灣「有肩石斧」的報告,我留存至今,慚愧的是我的日文程度始終未達到能讀通的水準。
  另一位二十多歲和我相互教國日語的劉沼光(應該就是傳說涉及李登輝總統參加共黨活動的那位),他比國分高一個頭,瀟洒開朗。他在台大工作,一定有學習國語的一般管道,他已會說一些國語,找我互教,可能是想加速多學說得更純正。他盡量多說國語,我的日語進展更少了。回想父親並未安排我去學台語,顯然認為不很必要,的確當時在外,一看我們臉孔穿著,本地商人就以國語字詞夾雜表情手勢或用日語溝通。
  劉沼光的學習態度也非常認真,和國分一樣都是義務交換教學,每次上課都準時到達,主動發問,隨時筆記。
  和劉沼光互教約有兩個多月,也都是他來我家。其間沒有談過任何政治話題,是我年紀嫌小,還是他有所保留?其實像我這樣在淪陷區成長的十五歲少年,從家庭到學校都聽不到政黨話題,對國民黨執政的情況和共產黨的活動了解有限。
  我和劉沼光年齡距離不大,課外相談歡洽,如今回思,實難想像他會熱衷投入政黨活動。後來他在竹北祖居舉行傳統婚禮,我去觀禮。那是我離開台北第一次最遠的旅程,也是生平第一次參加舊式婚禮,印象深刻。劉沼光婚後我還去過他台北住所,劉夫人是受日本教育的知識女性,溫婉美麗。(中)

 

3、一九四六──台北一隅

【馬驥伸】中國時報2010/01/08


  到了台灣幾個月,沒怎麼想到大陸,像我那樣年紀從小緊跟著父母多半只注意眼前。這一年裡,也沒什麼能引起一般民眾注意的大陸團體來台。由於喜歡話劇,對這年底從上海來台演出的新中國劇社我倒頗感興趣。這劇團由名戲劇家歐陽予倩領導,在台北中山堂演出「鄭成功」等劇。
  台北這一隅,將近一年中,聽不到交通、人群、商業活動和政治活動的噪音,看不到我們時空能接觸以外的人間、世界;我們像是在一個隅角「蠕動」。在傳播媒體還沒普及的時代,大多數人都是如此。
  一切一切,顯得徐緩、靜滯、平淡、空蕩,隱藏下的緊張、不滿、悸動,表面上是看不出來的。
  令人感覺像無風無雨的清晨,天空和地面都是明淨的,卻看不到陽光,也嗅不出多少朝氣。
  就我十五歲年齡,活動地區接觸範圍有限,片面認識這一隅台北,只留下這種程度的印象。
  一九四六 台灣歷史關鍵年
  六十多年前的台北,當然不止如此。隨手轉錄這年五月新生報副刊林飛隼一篇「寶島生活散記」中一段「台北即景」短文,稍作對比:
  「由早晨到深夜,每個人的耳朵裡沒得清靜過;火車汽笛嘯聲,汽車馬達怒吼,工場裡的發動機,街上行人的木拖鞋,小販的叫賣,商號裡的收音機,茶樓酒館裡傳出來的調笑聲,盲目的按摩匠們悲哀的笛子,交織成混雜的人籟,吵得不亦樂乎!」
  「馬路上揚著灰塵,散播在行人的眼睛上,小食攤的食品上,住宅的家具上,機關的辦公桌上,成為灰塵世界。明溝裡流著污水,瘧蚊的幼蟲大量寄生著,一陣一陣的香風飄,叫人們會聯想到女店員的,滿佈著蚊子咬過的傷痕的小腿來(顯然林飛隼先生當時還不知道用『紅豆冰』形容這樣的腿痕──驥伸註)。」
  「甫經解放的下女已不再勤于草蓆的清潔了,跳蚤和『南京虫』(日本人別稱臭蟲隱含貶抑華人意味──驥伸註)在新的環境裡大出風頭。」
  「抽水馬桶時常不通,然而『後來距上』的人們還是一樣的方便如也,其結果是『黃金山積』。相反的是自來水龍頭常常解放著,任他晝夜長流。」
  「火車站裡雖然還在排隊,到底是排得有些走樣;車裡也太破爛,墊子好多都露了骨了。」
  這樣的「台北即景」,當時的我是看不到也想不到的,文中報導的那些場所,也是我還接觸不到的。
  同樣,當時在這一隅內活動的,諸如已在台大就讀的李登輝、彭明敏、辜寬敏,誰又能料到多年後會成為叱吒風雲的人物。
  撫今追昔,一九四六年的台灣很少被提到。休說大風大浪的一九四九,就連前一年一九四五有台灣光復,後一年一九四七有二二八事件,而一九四六年的台灣波濤起伏不大,似乎影象模糊、被淡忘了。
  事實上,二二八的民怨,大都是在這一年累積的;以後的學運、民主運動、省籍意識(虯)結也多以這一年為潛在的醞釀源頭。不過,就是談到也只是零零星星、斷斷缺缺。究竟相隔太久──一九四六年到現在,比日本佔據台灣時間還要多上十三年。此刻談當時,猶如在台灣光復之日談起馬關條約台灣割讓前十多年事,遠比白頭宮女話當年多上幾倍。(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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